德州怀孕少女3次急诊后死亡，严厉反堕胎法律让医生更关注胎儿死活
美国独立调查媒体Propublica的报道说，18岁的内瓦埃·克雷恩在病情恶化的情况下，经历了三次急诊室就诊、耗时20小时后，才被医院收治入院。医生坚持进行了两次超声检查，以确认“胎儿死亡”。至少已经有两位女性在德州堕胎禁令下去世。10月29日早晨，坎迪斯·费尔斯在德州一家医院里大声呼喊，希望有人能帮助她怀孕的女儿。
“做点什么吧，”她哀求道。
内瓦埃·克雷恩也在痛苦中哭泣，虚弱得无法行走，双腿染满血迹。就在迎婴派对的当天，这位18岁的少女发烧、呕吐，12小时内去了两家急诊室，每次回家时情况都更糟。
第一家医院诊断她患有咽喉炎，却未深入检查她的剧烈腹痛。
在第二家医院，她的检查结果显示败血症阳性。败血症是一种对感染的致命反应，进展迅速。
然而，医生告诉她胎儿心跳正常，认为她可以出院。
克雷恩第三次到医院时，一名产科医生要求做两次超声检查以“确认胎死”，护士记录道，然后才把她送往重症监护室。
但此时距离她到达医院已超过两小时，她的血压急剧下降，护士注意到她的嘴唇发青发暗。她的器官开始衰竭。
数小时后，克雷恩去世了。
费尔斯原本计划庆祝女儿周五的20岁生日，如今却无法理解，为何女儿的紧急情况未被视作紧急情况。
然而，据医生和律师向ProPublica透露，在实施严格堕胎禁令的州，许多怀孕女性正面临类似困境。
“怀孕女性几乎成了不可碰触的人，”乔治·华盛顿大学健康法律与政策名誉教授萨拉·罗森鲍姆说。
德州的堕胎禁令，威胁对任何结束胎儿心跳的干预行为施加监禁，无论妊娠是否是自愿的。
虽然禁令在生命危险情况下有例外，但医生们对ProPublica说，对可能的法律后果的困惑和恐惧，正在改变医生对妊娠并发症患者的治疗方式。
在这些州，这些患者有时像“烫手山芋”一样被医院间转送，医疗人员不愿参与可能招致检察官关注的治疗。
有些医疗团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讨论法律问题，甚至为了可能的审判做记录，拖延了治疗。
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副教授乔迪·阿博特说，患者往往不禁自问：“我被送回家是因为真的没事吗？还是因为他们担心解决妊娠问题可能导致终止妊娠，而他们不能这样做？”
联邦法律要求急诊医生不能拒绝挽救生命的治疗。
这项法律近40年前通过，规定急诊室必须在医疗危机中稳定患者。拜登政府认为，这项要求适用于所有需要堕胎的情况。
没有哪个州比德州更积极反对这一解释，德州警告医生，其堕胎禁令优于联邦法律指导，违反禁令最高可判99年监禁。
ProPublica将克雷恩的800多页病历浓缩成四页，并咨询了两位母胎医学专家，还与九位医生共同审阅，包括著名大学的研究人员、处理流产的妇产科医生以及急诊医学和产妇健康专家。
一些医生表示，第一家急诊室忽视了感染的警示信号。所有医生都认为，第二家医院不该在她的败血症症状未改善时让她出院。
当她第三次返回医院时，所有人都认为不应要求她在接受积极治疗前等待两次超声检查。
“这些限制就是这样让女性丧命，”前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地区主任、纽约急诊医生达拉·卡斯医生说。“这从来不是一个决定，不是一个医生，不是一个护士的问题。”
虽然从提供的记录中无法确定克雷恩的死亡是否可以避免，但医生们认为，如果她早些入院接受密切监护和持续治疗，可能会挽救她和胎儿。
医生们还说，克雷恩本可能继续怀孕。如果需要早产，医院设备完备，可以照顾濒临存活期的婴儿。
在另一个情况下，如果感染已蔓延过广，可能需要终止妊娠来挽救克雷恩。
参与克雷恩治疗的医生未回应多次置评请求。东南德州浸信医院和东南德州圣伊丽莎白基督医院也拒绝回答关于她治疗的详细问题。
费尔斯和克雷恩都认为堕胎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克雷恩曾告诉母亲，只有在强奸或危及生命时才可支持堕胎。她们不在意政府是否禁止堕胎，而更看重基督教信仰对她们行为的引导。
当得知克雷恩怀的是女孩时，母女俩常常聊到可以给孩子买的小裙子，以及克雷恩会成为什么样的母亲。
克雷恩给孩子取名莉莲，费尔斯迫不及待想见她。
但当女儿病倒时，费尔斯认为医生有义务尽全力避免可能致命的紧急情况，哪怕失去莉莲也在所不惜。
在她看来，医生更关注胎儿心跳而非克雷恩的情况。
“我知道听起来自私，上帝知道我更希望两人都平安，但如果必须选择，”费尔斯说，“我会选择我的女儿。”
“我很痛苦”
内瓦埃·克雷恩刚从德州维多镇的高中毕业，2023年5月得知自己怀孕了。
她和交往两年的男友兰德尔·布鲁萨德关系密切，两人经常在一起，打打闹闹、在沙发上依偎着看吸血鬼电影。
克雷恩被布鲁萨德的温柔吸引，而布鲁萨德则欣赏她轻松交朋友的能力，以及她让人开怀大笑的天赋。
尽管年纪小，他们已经憧憬成家。布鲁萨德有八个兄弟姐妹，想要个大家庭；克雷恩则希望有个女儿，并和女儿建立和母亲一样的亲密关系。
年初时，布鲁萨德送给克雷恩一枚小钻戒，告诉她：“这是一个承诺，我会一直爱你。
2023年10月28日，正是他们的迎婴派对当天，克雷恩早晨醒来时头痛。
母亲费尔斯在家中布置了粉色气球，克雷恩摆放了万圣节主题的餐盘。不久后，她开始恶心，接着呕吐并发烧。当宾客们到来时，布鲁萨德在一旁拆开礼物——婴儿连体衣、尿布和蝴蝶结，而克雷恩则时不时闭上眼睛休息。
下午3点左右，家人告诉她必须去医院。
布鲁萨德开车送克雷恩去了东南德州浸信医院。两人在候诊室等了四个小时。克雷恩开始呕吐时，工作人员给了她一个塑料盘。当她不吐时，她把头靠在男友腿上休息。
一名护士为她进行了咽喉炎检测，结果显示阳性。但医生告诉ProPublica，对于怀孕患者来说，腹痛和呕吐不应轻易归结为咽喉炎；应有医生对她的妊娠状况进行评估。
然而，浸信医院只是给她开了抗生素，安排她出院。
当晚9点，她回到家，很快睡着了，但几小时后，她醒来叫醒母亲。在凌晨3点的黑暗中，她对母亲说：“妈妈，我肚子还是疼得厉害，我真的很痛。”
费尔斯开车送布鲁萨德和克雷恩去了镇上的另一家医院——东南德州圣伊丽莎白医院。
大约凌晨4点20分，妇产科医生威廉·霍金斯注意到克雷恩的体温达102.8华氏度，脉搏异常偏高；护士记录她的腹痛程度为10分满分中的7分。
她的生命体征表明可能出现败血症，医学记录显示。医疗专家告诉ProPublica，治疗败血症患者应当立即展开，因为败血症可能迅速致命。应通过各种检测和扫描找出感染源。如果感染位于子宫内，可能需要手术取出胎儿。
在产科急诊科的一个房间里，一名护士将感应带缠绕在克雷恩腹部，以监测胎儿心跳。
布鲁萨德告诉在走廊的费尔斯，“宝宝很好。”
经过两个小时的静脉输液、一次抗生素和一些退烧药后，克雷恩的发烧没有退，脉搏依然偏高，胎心率异常偏快，医学记录显示。
霍金斯记录克雷恩患有咽喉炎和尿路感染，开了药方并让她出院。
霍金斯此前也曾漏诊过感染。
八年前，德州医学委员会发现他未能诊断一位患者的阑尾炎，另一名患者的梅毒漏诊。委员会指出，他的失误“可能导致其中一位胎儿双胞胎夭折”。委员会当时要求对霍金斯的执业进行监控，两年后解除了监控。（霍金斯未回应多次置评请求。）
所有审查过克雷恩生命体征的医生都表示，她应该被收治入院。
“她绝对不该离开医院，”田纳西州的妇产科医生伊丽莎·布斯说。
纽约急诊医生达拉·卡斯用更严厉的措辞表示：“当他们让她出院时，就是在把她推向无路可退的方向。”
“这太荒谬了，”当布鲁萨德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克雷恩时，费尔斯说道；她已经无法自己走路。
费尔斯原本期待医院会留她过夜。女儿呼吸沉重，弓着身子痛苦，脸色苍白。平时健谈的她，这时却沉默不语。
回到家时，已经早上7点，费尔斯试图让哭喊呻吟的女儿稍微舒服一些。
克雷恩告诉母亲她需要上厕所，于是费尔斯扶她进了浴室。
“妈妈，过来，”她在马桶上说道。血迹染红了她的内衣。
看到这些血迹，费尔斯更加确信：这是流产。
早上9点，恶心开始整整一天后，她们再次来到圣伊丽莎白医院。克雷恩的嘴唇毫无血色，不断说自己快要晕倒了。医护人员开始为她输注抗生素，并进行了床边超声检查。
大约9点30分，值班的产科医生马塞洛·托托里卡未能检测到胎儿心跳，据记录显示，他告诉家人他们失去了孩子，表示哀悼。
医学专家表示，对于出现流产的危重病人，标准程序是尽快稳定病情，通常需要迅速进入手术室进行引产。特别是感染扩散的情况下，这种处理尤为紧急。
然而，在圣伊丽莎白医院，产科医生只继续进行抗生素治疗。半小时后，当护士插导尿管时，费尔斯注意到女儿的双腿满是鲜血。
上午10点，助产护士梅丽莎·麦金托什与托托里卡讨论了克雷恩的病情。克雷恩现在开始出现宫缩。
“托托里卡医生表示不要移动病人，”麦金托什在与他交谈后写道，“托托里卡医生表示，病人可能需要转入重症监护室，他想要确保在入院前再次进行床边超声检查。”
尽管他已经进行过一次超声检查，但他仍要求再做一次。
第一次超声检查并未保留克雷恩子宫的图像。
“床边超声并不总是设置为永久保存图像，”波士顿妇产科医生阿博特解释道。
德州的堕胎禁令，要求医生在进行可能导致妊娠终止的手术前记录胎儿心跳的消失。对于医疗紧急情况的例外，医生必须详细记录其判断依据。
“很多医生会反复确认，在完全确定这不是正常妊娠前，我们不能采取任何措施，因为这可能会被指控为堕胎，”圣安东尼奥的妇产科医生托尼·奥格本说道。
上午10点40分，克雷恩的血压开始下降。几分钟后，托托里卡通过医院广播系统呼叫紧急团队。
大约11点，克雷恩抵达医院两小时后，第二次超声检查进行。
护士记录道：“根据托托里卡医生的指示，此次床边超声用于确认胎死。”
当医生在11点20分将克雷恩送入重症监护室时，费尔斯一直在她身旁，轻轻抚摸她的头，克雷恩时而清醒，时而昏迷。
由于“极度疼痛”，克雷恩无法签署同意书，费尔斯代替她签署了“非计划性扩张刮宫手术”或“非计划性剖宫产”的授权。
但根据记录，医生很快决定，手术风险已经过高。他们怀疑她患上了败血症的一种危险并发症——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她开始出现内出血。
费尔斯惊慌失措，哭着与女儿对视。
“你很坚强，内瓦埃，”她说道，“上帝让我们坚强。”
克雷恩在病床上坐了起来。陈旧的黑色血液从她的鼻子和嘴里涌出。
“法律站在他们这一边”
ProPublica调查发现，克雷恩是至少两位因流产治疗延误而去世的德州孕妇之一。
德州检察长肯·帕克斯顿的努力，使德州成为全美唯一不需遵循拜登政府有关紧急医疗部门不得拒绝像克雷恩这样的患者指导的州。
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宪法堕胎权后，拜登政府发布了如何在堕胎禁令州执行《紧急医疗和分娩法》（EMTALA）的指导。
联邦法律要求通过联邦医疗保险获得资金的医院——几乎涵盖所有医院，必须稳定或转移急诊患者。
指导指出，这适用于孕妇，即使需要违反州法律而提供堕胎。
帕克斯顿对此提起诉讼，称联邦指导“强迫医院和医生犯罪”，是“试图利用联邦法律将全国每个急诊室变成可步入的堕胎诊所”。
争议的部分焦点在于谁有资格获得堕胎。
联邦EMTALA指导适用于孕妇健康“严重危及”时，这个范围比德州堕胎限制更宽泛，德州仅在“有死亡风险”或“有严重的主要功能受损风险”时允许例外。
这场诉讼历经三级联邦法院，每次都由特朗普提名的法官审理，这些法官在推翻罗诉韦德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特朗普任命的美国地方法官詹姆斯·韦斯利·亨德里克斯迅速支持德州的立场后，帕克斯顿称这是对“华盛顿左翼官僚”的胜利。
帕克斯顿补充说：“昨晚的裁决证明了我们一直所知道的——法律站在我们这一边。”
今年，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由另一位特朗普提名的法官库尔特·D·恩格尔哈特撰写的判决，支持了这一命令。
拜登政府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希望法官们明确允许某些紧急情况下的堕胎。
然而，即使面对堕胎禁令相关的可避免死亡新闻，最高法院上个月拒绝做出这一澄清。
帕克斯顿称这是德州堕胎禁令的“重大胜利”。
他还明确表示，如果某些堕胎不符合德州狭隘的医疗例外，他将对医生提起指控。
去年，他曾致信威胁起诉一位获得法院批准为达拉斯一名女性提供紧急堕胎的医生，坚称医生和患者没有证明病情具体如何威胁到患者生命。
许多医生表示，这类信息鼓励医生将患者“踢皮球”而不是直接治疗。
自堕胎禁令生效以来，圣安东尼奥一家大型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发现，越来越多的孕妇从南德州各地被送到他们那里，因并发症苦苦挣扎，而这些并发症原本可以在家附近的医院轻松治疗。
这位医生表示，资源充足的医院被认为在提供堕胎和流产管理方面有更好的机构支持。其他医疗机构“将这些患者转送到我们这里，因为他们不愿意处理这些情况”。
克雷恩去世后，费尔斯无法停止思考圣伊丽莎白医院对女儿病情的忽视。
“她在出血，”费尔斯说，“为什么他们不采取任何措施帮助控制，而是等待另一次超声来确认胎儿已经死亡？”
在医院，最终是医学检查官而不是医生将莉莲从克雷恩子宫中取出。
检查官的尸检未能解答费尔斯对医院错过的细节以及原因的疑问。他称死亡为“自然死亡”，归因于“妊娠并发症”。
不过他确实指出，克雷恩在去世前，“一再为一种进展性疾病寻求医疗护理”。
去年11月，费尔斯联系了医疗事故律师，想通过法院寻求正义。然而，她遇到了另一道法律障碍。
如果克雷恩作为住院病人经历了这些延误，费尔斯只需证明医院违反了医疗标准。她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但由于延误和出院发生在医院急诊室，律师表示德州法律设定了更高的举证要求：必须证明“故意和恶意的过失”。
目前，没有律师同意代理此案。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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