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英国《金融时报》3月11日文章，原题：首席幸福官能提高员工士气吗？ 在葡萄牙的“快乐营”基金会，会议室贴着“快乐驿站”和“多巴胺中心”等标签。去年9月，该基金会举办了为期两天的“职场幸福”会议，这一主题听起来像是一种奇思妙想，但包含宜家、阿迪达斯等跨国公司的参会名单表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认真对待这一主题。会议创始人平托说：“我们都知道员工越快乐，工作效率就会更高，也更有创造力和干劲，但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工作中的快乐水平往往很低。”
为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公司正在设立一个职位：首席幸福官（CHO）。本世纪10 年代初，谷歌的第一位首席幸福官也曾将自己的职位称为“快乐好伙伴”。关于积极心理学如何影响员工表现的研究显示，提高员工士气背后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据盖洛普的最新全球数据，在幸福感方面，近80%员工介于不满和非常不满之间，而全球企业生产力为此损失的成本估计为8.8万亿美元。
那么，首席幸福官们都会怎么做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英国“幸福咨询集团”的联合创始人海伦·劳伦斯表示，设定一些概念性的标准很重要，“幸福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话题，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不同的幸福感也会在不同程度上驱动员工的职场表现。例如，“周五喝啤酒”或“打乒乓球”这些活动会带来工作中的快乐时刻，但其影响实际上是相当短暂的。劳伦斯指出，员工要想获得心理满足，还需要更深层次的驱动因素，比如目标、认可、成就感和归属感。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加薪往往是公司取悦员工的首选，但上述这些驱动因素几乎都没有与金钱直接相关。
当托比亚斯·豪格2018年开始担任欧洲最大软件公司SAP的首席幸福官时，他发现在一个以销售为中心的工作环境中，工作特点应是“高度兴奋”与“有目标感”。他很快意识到，免费咖啡或午休瑜伽课并不能给员工带来满足感。于是，他发起了一系列“微观干预措施”，赋予团队更多自主性以提高士气，比如帮助新员工把公司人员和名字对上号，或邀请团队在职位空缺时为新老板撰写职位要求简介。
然而，大型企业不可能期望在每个地区都配备一个专门的首席幸福官。瑞士软件和咨询公司Mimacom的首席人力资源官蒙泰罗建议，可以聘用了解团队工作方式的当地经理来兼任首席幸福官。他认为，首席幸福官实际承担的是协调、培训和传播信息的工作。SAP的首席幸福官豪格则称自己为“人性化业务负责人”。他说，“首席幸福官这个头衔在鸡尾酒会这种场合很管用，但听起来过于感性，以至于大多数人不会把它与产生商业价值联系起来。”
要想让“职场幸福”真正得到管理层的关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凯里于2018年创立了“幸福商学院”，该学院旨在为企业提供关于职场幸福的培训。她表示：“我们的祖父母为了生存而不知疲倦地工作，我们的父母则为了维持生活水平而不断地努力。但现在的这代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因此他们会越来越多地追求生活质量、目标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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